周代史官的“类诗家”功能与《诗经》早期传述状态初探[1]

孙世洋

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

周代是一个史官文化极为发达的时代🤣，与此同时乐官文化也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，史🈂️、乐两官文化都与《诗经》有着重要关联。不过，对于《诗经》作品的采选与保存🧒🏽，史官在能力上或许更具优势💇🏿‍♂️。相比于周代史官所具有的文化强势作用以及实用文献能力，周代乐官则不仅只是主要起到诗乐技术方面的辅助作用，而且整体呈现出文化上的衰落走势[2]🤞🏻。因而基本的看法是🧔🏻‍♀️，《诗经》的传述与编定🥿，主要由乐人来完成的可能性不是太大🤣。近来发布的清华简中👰🏽‍♀️，可见以书史形式记载的周代歌诗作品，也进一步提示了这一研究方向，亦即史官对于歌诗等作品的辑录乃至《诗经》的集成👨🏻‍🚀，曾经发挥着值得重视的直接作用👨🏽。

一🕴🏻👩🏽‍🦲、周代史官“类诗家”功能的含义与独特表现

本文把周代史官在《诗经》集成与传习方面所发挥的作用，总称之为“类诗家”功能🍡。这是参考汉代经学时期中🧜，诗家传诗模式而提出的概念，用以指称实际起到“诗家”作用的史官功能。

周代史官的“类诗家”功能含义包括两个方面：一方面是周代史官对《诗经》汉代经学家传承模式的影响🤴🏼，二者之间存在类似特点，以及史官文化在多方面涉及《诗经》；二是周代存在具有史𓀖、乐复合功能的独特史官亦即“瞽史（工史）”，其与《诗经》存在更为密切的关联🈹。首先来看第一方面🚶‍♀️‍➡️。

1💆🏽‍♀️、清华简对周代史官“类诗家”素质的呈现

近一个时期，研究较为关注《诗经》的诗乐🏌🏽‍♂️、乐官文化背景。而王国维立足汉代《诗经》诗乐传习分离的事实🐾，已提出过“诗家”有与“乐家”殊途的独立源流：

“此诗、乐二家，春秋之季，已自分途🎃。诗家习其义，出于古师儒。孔子所云言诗、诵诗、学诗者🚤，皆就其义言之👨‍🏭💇🏿‍♀️，其流为齐🧛🏽、鲁🌖、韩🛟🧛‍♂️、毛四家。”[3]

其中将汉代诗家的源流上溯至“古师儒”👷‍♂️，这还有待讨论🛌🏻🙌🏻，但王国维注意到诗家自有区别于乐家的传诗传统💺，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见解。目前，我们更有理由认为，周代史官对于形成《诗经》的专门之学，起到过不容忽视的历史作用，而且史官的“类诗家”功能还可以穿越“春秋之季”这样的时限，而追溯向更久远的时期。

汉代诸家传诗的基本方式即是结合历史解说诗义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总结汉初三家诗学的基本特征为：“或取《春秋》👩‍🎨、采杂说”👩🏽‍⚖️。《毛诗序》更是极为系统的采用“以诗系时、以史证诗”方式，表现为诸如以时代顺序解说诗篇排列次序，结合历史人物事迹介绍诗篇时代背景等等方面[4]。

汉初诗家传诗模式中具有的这种史学因素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诗家源流与史官存在着的亲缘关系🗑；另一方面🤶🏿，周代史官把握、记录歌诗类作品的方式😪，也显示出史官具备近似后世诗家的素质⏲。清华简系列即属于史官文献[5]🫨，其中的《耆夜》、《芮良夫毖》两篇，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🏃🏻‍♀️。

《耆夜》[6]记有五篇歌诗🦩，歌诗内容为全文主体。开篇所记为四篇歌诗出现的历史情景，即武王八年，周伐耆得胜后🧑🏼‍🍳🧖🏿，在文王大室行饮至礼，与会的有毕公、召公、周公、辛公等。篇文在极简记叙历史事件💆🏿、仪典要素之后，以下依次详记武王作歌《乐乐旨酒》与《輶乘》，周公先是作歌《赑赑》💆🏼‍♀️、作祝诵《明明上帝》，又即事作《蟋蟀》。

《芮良夫毖》[7]的主体内容即所谓“毖”，为韵文👨🏽‍🔬🌰，文体特点与《诗经》中的“大雅”类似[8]。开篇有一小段序文，相当规范的介绍了创作的时代背景：

“周邦骤有祸，寇戎方晋🙎🏿‍♀️。厥辟御事↪️，各营其身。恒争于富，莫治庶难，莫恤邦之不宁。芮良夫乃作毖再终曰……”

总体来看🏌🏽‍♂️，《耆夜》、《芮良夫毖》中的开篇文字，或者介绍涉及的礼典场合、历史事件与人物，或者描述作品产生的历史状况，这些正是《毛诗》诗序内容所涉及的主要方面。这些现象透露出，周代史官掌握歌诗的方式，已经具备后世诗家的一些基本要素🦸🏿。事实上™️，从周代史官的职能范围来看🧑🏽‍🎓，《诗经》作品的收集🙇🏻‍♂️、保存与传述都有可能经历过史官渠道🚵‍♀️。

2、传世文献对史官“类诗家”功能的记述

仅就《左传》等历史文献大量记载歌谣类作品的事实来看，史官对歌诗👸🏽、谣诵等作品不仅保持关注，而且十分熟知。与受到较多关注的乐师采诗说不同，《孔丛子·巡守》记有史官采诗之事：“岁二月🍩，东巡守……命史采民诗、谣，以观其风。”不过史官采诗与乐师采诗并不矛盾👳，史官既可以广泛的独立采诗，也能为乐师的诗乐活动提供支持。《毛诗正义》孔疏引郑玄答张逸：“国史采众诗时，明其好恶，令瞽矇歌之👵🏽，其所无主，皆国史主之，令其可歌。”即认为采诗是经有一个先史官（国史）🎀、后乐官（瞽矇）的完整过程🦸‍♀️。应该说🧝‍♀️，郑玄的描述较符合采诗的实际，采诗本属于史官掌握资料的一种活动（“国史主之”、“明其好恶”）👨🏻‍🦼🚶🏻‍♂️，而瞽矇乐人则似较难独立从事。《毛诗大序》更称述“变风、变雅”之作，是出于“国史”的“吟咏性情👩🏿‍🎓，以风其上”。

所谓“国史”💂🏽，是对不同类型史官的一个宽泛概称。《毛诗正义》孔疏：“国史者，周官大史、小史、外史👠、御史之等皆是也。”《周礼》载小史掌“邦国之志”，外史掌“四方之志”👨🏽。先秦可以称之为“志”的文献资料🧟‍♂️👸🏿，内容形式十分广泛[9]，则小史、外史所掌，颇有可能包括与《耆夜》⚅、《芮良夫毖》类型相似的篇目，其中记有各类歌诗资料乃至《诗经》中的作品🚽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🚃：“诗🧫👨‍👨‍👧，志也。”竹书中每每可见引诗时将“诗”字直书为“志”，不排除其中有一种可能性，即是将《诗经》作为一种“志”的资料而加以引述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七年》记晋国赵衰称：“《诗》、《书》🔶，义之府也。”《国语·晋语四》记赵衰此语为👜：“先王之‘法志’，德义之府也。”即视《诗经》为一种先王之“志”。总而言之🏌🏼‍♂️，“志”往往为史官所掌，是一个可包括《诗》、《书》的宽广范畴。

如果说史官采诗乃至作诗📸，是《诗经》作品的来源之一👷🏿🧑🏼‍🍳，史官所掌“邦国之志”、“四方之志”中，可以包括《诗经》中的作品，那么，卿士献诗箴谏也须有史官的全程支持🧥。

《左传·襄公四年》：“周辛甲之为大史也👨🏼‍🦱，命百官👇🏿，官箴王阙。于《虞人之箴》曰：‘芒芒禹迹🗺🏥，画为九州，经启九道😨，民有寝庙，兽有茂草，各有攸处，德用不扰。在帝夷羿，冒于原兽👩‍👧‍👧。忘其国恤，而思其麀牡。武不可重，用不恢于夏家😮‍💨。兽臣司原😇，敢告仆夫。’”此即太史主持卿士“官箴王阙”，所引《虞人之箴》与《芮良夫毖》语式接近，类似“雅”诗。另有《国语·楚语上》记卫武公“箴儆于国”，称👧🏿：“在舆有旅贲之规，位宁有官师之典🙅🏼‍♀️，倚几有诵训之谏🤸🏿，居寝有亵御之箴……史不失书✩，蒙不失诵，以训御之🛀🏿，于是乎作《懿》戒以自儆也🤚🏿。”韦昭注：“《懿》🏫，《诗·大雅·抑》之篇也🧗🏿‍♂️。”

整体来看☎，献诗箴谏这一类活动，是可以由史官主持，其“箴”“毖”“规”“典”等多类型的文本形态与名称💍，都可以被囊括到由史官实施的文献记录与传播形式当中🧑🏻‍🦯，即所谓“史不失书”、“国史主之”。其中，也有一部分作品最终进入《诗经》辑本👨‍👧‍👧。

3、清华简文献群《诗》🏫、《书》关联现象与史官传诗模式

《诗经》作品在史官文化渠道中传播😄，可以令之摆脱诗乐、礼典，以在文献层面得到独立的关注👨🏿‍💼、保存与传习🐽，这有利于《诗经》的文献结集以及专学形成🤧🏊🏼‍♂️。

目前可以看到，在史官渠道中出现的早期《诗经》传述状态🛌🏽，可能采取的是《诗》、《书》共体、结合或者相接邻的方式🤎。史官的史录模式以及文献保存方法，会将“诗”与“书”关联在一起🚶‍♀️👩🏼‍🍳，已发布的清华简文献群对此有所反映。

一般来说，随葬书籍能够直接反映墓主的身份与爱好。清华简的墓主是一位历史学家，已知其随葬竹书中，有多篇《尚书》类型文献、编年体史书，以及《耆夜》、《周公之琴舞》这种以歌诗作品为主体的专篇，文献群整体表现为歌诗、书史篇类相杂处[10]💁‍♂️。

此外，《耆夜》记载的五首歌诗，被穿织在简练的书史叙述模式中。这种以书史形态载录歌诗的模式，可与《墨子》中《诗》、《书》混称的现象比对而观🏄🏽‍♀️。《墨子·明鬼下》引《大雅·文王》诗句，称“《周书·大雅》有之”♔。《墨子·天志下》引《大雅·皇矣》诗句➾，称“先王之书《大夏》之道之”🤾🏽‍♀️，《大夏》即《大雅》，此以《大雅》为“先王之书”💃🏻😿。

综合这些资料现象🔚，我们可以在如下几方面得出新的见解：

一是《诗经》诗篇的历史文献记录形态🪙：《墨子》中的《诗》、《书》混称现象，很可能是根源于早期《诗经》作品具有类似《耆夜》篇中的歌诗记录形态，亦即诗篇是被穿织记载在书史文本叙事形式之中📚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诗篇确实可以以“书”的名义被提及🏃🏻‍♀️。

二是《诗经》作品传习的史官界域特点：称引《诗经》的方式也可以透露出习得、掌握“诗”的接受形式。“书”与“诗”被混同称引，正表明二者能够以所谓“先王之‘法志’”（《国语·晋语四》）的整体形态来加以传授🤽‍♀️，那么，这完全可以在史官的文献系统中来完成。传习过程可能是由一类有诗乐素质的史官来实施，即“工史”或称“瞽史”🍖，对此将在下文予以说明。而且🌝，这种情况很可能是周代《诗经》等歌诗作品传承后期的主要形式。《诗》脱离诗乐，而与《书》保持文献媒介形式一致，这也造成后来诗家习诗💔👷🏽、传诗的知识内容🧖‍♂️，往往是倾向于与书史领域相结合。

三是《诗经》传本的史官文化脱胎迹象🎷🩴：清华简中的《周公之琴舞》篇[11]与《耆夜》不同🧒🏼，只是单纯记录了周公及成王所作歌诗共十篇，全文没有记叙歌诗创作历史情景的文字⚉。其中成王所作歌诗占九篇，首篇即传世《周颂·敬之》篇。由《耆夜》到《周公之琴舞》，清晰显明了这样一个过程，即是歌诗作品脱离历史叙事的上下文🧑🏼‍✈️，也能够被史官摘录出来，专门加以记录，以独立成篇的形式存在。而这个形式，正是通往形成《诗经》专门辑本的方向。至于《芮良夫毖》的记叙形式，已经接近《毛诗》题序加诗文的形态了😜。可见🌆，清华简的三篇涉诗简文🫲🏿，恰好足以提示一个较为完整的过程，即诗篇由书史记录的综合形态🕹，向《诗经》专篇形式过渡🥰，以致具备后世专门诗家的传诗形式🧔🏼‍♀️，而这些😦，都可以由周代史官以文字文本的形式来加以实现🙎🏽。

由此看来💁🏽‍♀️，清华简文献群以及《墨子》等传世文献中的“书”、“诗”关联现象，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，其中体现的是《诗经》传习的部分史官文化特征💂🏻‍♂️🚴🏽‍♀️，也能够反映出周代史官传诗的“类诗家”特点🛞；而史官所掌同时涉及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不倾向于将《诗》独立加以传述，这也是还不能称史官为“诗家”的原因🧞‍♂️。

前引王国维先生称🚣🏻：“诗🐫、乐二家👨‍🚒，春秋之季⏺，已自分途♣︎。”[12]认为春秋后期即有所谓的独立“诗家”🪅🙋🏼‍♂️，目前还只能是一种猜想。不过👞，在周代史官系统中，身份颇为扑朔迷离的“瞽史”、“工史”，其实是最为接近“诗家”的一类史官，而且他们与乐官文化有着不解之缘。

二、瞽史（工史）职能的复合特点及其《诗》、《世》之学

史官与乐官的早期职能有着多方面的联合🪛，文献记载每每可见将二者并联提及👩🏽‍🎨。例如《国语·周语上》记有“太史顺时脉土”确定农时，也有“瞽帅音官以风土”。《周礼·大史》⛷：“大师，抱天时与大师同车🌭。”孙诒让《周礼正义》🦎：“王在军，盖以观台占候仪器自随……大史所抱者🧓🏻，即观台器法之一也。云‘与大师同车’者👼，与乐官大师为官联也。大师自执同律，与大史抱式不同，但皆主占事，故同乘一车。”[13]对此💔，以往通常倾向于从史官与乐官存在严格分界的前提观念出发，解释两方面的功能关联现象🧒🏿。不过，史官与乐官的“分立组合”状态，亦即所谓“官联”，客观显示出史官与乐官在职能上存在着交错🤟🏿✍🏼、替代、兼容等多样的可能情形🕯。如《大戴礼记·保傅》所记：“号呼歌谣，声音不中律🤜🏼。宴乐雅诵迭乐序……凡此其属😫，太史之任也。”太史亦可关涉乐事⛄️。那么，是否有可能无需“官联”这样的概念设想，而实际存在具有乐官素质的特殊史官📯，由他们同时承担史、乐两方面的联合事务呢？

金文显示，周代史官的职能细分、史职及称谓的丰富多样，要远超于《周礼》等文献所记程度。例如金文中可见有作册、作册尹🙇🏿‍♂️☹️、作册内史、书史、省史🎮、中史、佃史等各类史官名目，而且存在大史寮这样健全的专业史官系统[14]。在周代史官功能愈见广泛、细化的发展现实中👈，出现具备乐官素质的史官是完全有可能的🫄🏿，这是促成史官职事涉及“歌诗”作品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所谓“瞽史”（或称“工史”）🧑🏻‍🚀，即是这种与歌诗作品包括《诗经》存在紧密关联，具有职能复合特点的史官，也是更近似于“诗家”的一种史官类型。有关见解，可分述为以下三点：

1💃🏻、有关瞽史复合功能的记述与表现

礼学典籍及有关疏注倾向强调史、乐两官的分立，在这种前提印象影响下，有关瞽史的片段记载，很容易令人感到费解。一直存在两种看法，一是认为瞽史是瞽乐人与史官的合称[15]🙆🏼‍♂️，而另有认为瞽史是一种专门从事口述历史的史官[16]🔮。现在来看，有关文献对瞽史的复合职能特点，以及其与诗乐的特殊联系，有着虽然曲折但还是显明可见的审慎记述。

《周礼·大行人》❗️：“王之所以抚邦国诸侯者……九岁属瞽史，谕书名🏄🏼‍♀️，听声音。”郑玄注：“书名🤾🏻‍♀️，书之字也，古曰名👃🏿。”瞽史掌握文字是其史官本职，而又通晓乐人的歌诗“声音”之道𓀏，这足以形成极为优越的综合诗乐能力。但郑注将“瞽史”解体分释为“瞽乐师”和“大史、小史”，实则旁生枝节🚴‍♀️，殊为牵强🎏，可参《左传·襄公十四年》💂🏻‍♂️：

“史为书，瞽为诗，工诵箴谏。”

《礼记·乐记》郑注🚼：“乐人称工#️⃣。”记载中“瞽”居“史”👩🏽‍🦲、“工”之间，鲜明提示出其不能单纯等同史官🔴、乐官的交集位置🐾，这正是《周礼》所记瞽史具有复合职能素质的一种反映。虽然《周礼》记乐人瞽矇有讽诵“诗“、“世”、“帝系”之事𓀘，但是🧚🏼‍♂️，“瞽为诗”的“瞽”不能限定为仅是乐工的瞽矇，所指范围应包括“瞽史”🦊。《汉书》载贾谊《陈政事疏》称：“瞽史诵诗🧱，工诵箴谏🦔。”《大戴礼记·保傅》作：“鼓史诵诗，工诵正谏🖐🏼。”“鼓史”即“瞽史”。其中“鼓史诵诗”亦有作“鼓夜诵事”，卢辩注以为：“夜、史为字误。”孙诒让引孙渊如校，俱同卢注[17]，认为“鼓夜”应为“瞽史”。则《大戴礼记》所记“诵诗”者，亦为“瞽史”🧑。《大戴礼记》🌷🚏、《汉书》中瞽史与乐人“工”并称🧛🏽‍♂️，也表明瞽史是在乐人之外🏄🏼，与“诗”有特殊关联的一类史官🔚，可以“为诗”亦可“诵诗”♚。

2《周礼》中“瞽史”身份实情的隐没及其与瞽矇的角色重合

但是，瞽史的复合素质及其“为诗”、“诵诗”职能，造成了其在《周礼》记述中的尴尬地位🤾‍♂️。《周礼》无法在史官或乐官系统中👩🏿‍🏫，为瞽史安排位置📦，因为在《周礼》确立的力图简单明晰的职能分工体系中👩🏿‍💻，瞽史的跨界特点难以明确定位。另一方面，瞽史的功能又分别与史、乐两系中的有关人员职能存在交集⛸，于是👨‍🎤🤙🏼，瞽史身份的完整真相被隐没在对乐官、史官的有关分立记述中🤽‍♀️。综合各方的记述，我们可以看清其中错综复杂的情形。

所谓“瞽为诗”、“瞽史诵诗”，“瞽史”涉及“诗”的职能与乐人“瞽矇”重合，《周礼》只记述在瞽矇名下。《周礼·瞽矇》💿😑：“讽诵诗、世➿、奠（帝）系”。但是目盲乐人不仅不可能垄断“诗”🚵🏽‍♀️，而且要掌握来源多样的“歌”🐜、“诵”等文辞，也不可能完全不依赖一定的史录文献。所谓的“工诵箴谏”、“师工之诵”，目盲瞽矇发挥其讽诵功能，往往先需借助史官的传述。《史记·晋世家》载史佚言👀：“天子无戏言，言则史书之，礼成之🧑🏻‍⚖️，乐歌之。”《大戴礼记·保傅》云：“(天子)失度则史书之✷，工诵之👩🏽‍🎤。”相比于乐人🫂，史官于事居先💇🏿‍♂️🚵‍♂️。而瞽史“为诗”👩🏽、“诵诗”的能力𓀑，更可令之充分分担或专任有关事务，甚至直接承担乐人角色而发挥“乐歌之”、“诵之”等功能。因而，《周礼》记瞽矇“讽诵诗、世、奠（帝）系”，其中隐含着对瞽史职能的记述🫛，这不仅因为二者在名称上相关联，有时都可径称为“瞽”，也是因为瞽史与瞽矇二者在功能角色上有时是合一的。这连带造成《周礼》记述瞽矇职能范围的“越界”现象。

《周礼》乐官唯见瞽矇涉及史官职事，讽诵有“世”、“帝系”，在小史的职能中🧑🏿‍🏭，又可重见这一事务。《周礼·小史》🤵🏼：“掌邦国之志🫵🏽，奠系、世🥴，辨昭、穆。”《周礼·瞽矇》郑玄注引杜子春云：“小史主次序先王之世，昭穆之系🧑🏿‍💻，述其德行。瞽矇主诵诗🛖🕡，并诵世系🦹🏻‍♀️，以戒劝人君也。”郑众认为🎵：“系🦮🌾、世🕖，谓帝系、世本之属是也。小史主定之，瞽矇讽诵之🕋。”《周礼·小史》贾公彦疏👨🏽：“天子谓之《帝系》🗺，诸侯谓之《世本》。”围绕“世”、“系”出现的史、乐功能联合现象，其中也隐含着瞽史的身影🙋🏼‍♀️。瞽矇讽诵“世”、“帝系”🪣，往往被推想为是早期盲人史官的一种功能🤳➡️，但在史官极为发达的整个周代，具备史、乐复合素质的瞽史既可讽诵诗🤚👩‍🍳、史，亦能书史🫴🏽、录歌🧣，更可代之而起🌎。

《晋语·鲁语上》：“工史书《世》”。其中“工史”即是“瞽史”，许兆昌先生认为：“工史之工，与瞽相近……工史应属瞽史一类。”[18]韦昭注：“工，瞽师官也。史🌨，太史也↙️。世🧑🏼‍🔧，世次先后也。工诵其德😚，史书其言也。”韦注拆分作解可以勿论，“工史书《世》”言之凿凿🧑🏼‍🎓，工史、瞽史应是能够在瞽矇🤦‍♀️、小史之外掌《世》（“系”）的一种特立的史职🧑‍🎨🫱🏼。

总的来看，在《周礼》这里🫱🏽，讽诵“诗”、“世”、“帝系”被归属在瞽矇名下，而《左传·襄公十四年》有“瞽为诗”，《大戴礼记·保傅》记“鼓史诵诗”💽，《国语·鲁语上》称“工史书《世》”🍚，这些有关瞽史🙋‍♀️、工史职事不同方面的记载，整合起来恰好与瞽矇相合。这说明的不是瞽史即是瞽矇，而是二者职能角色的某种重合。也有这样的可能🪖，即《周礼》虽然传述瞽矇为盲人乐师*️⃣，但也依据有瞽史承担瞽矇角色行事的现实，把瞽史的职事特点也通通记入瞽矇乐师名下。

3🏌️、瞽史的史官特质及其《诗》、《世》之学的知识类型特点

对于瞽史的复合职能特点，许兆昌先生指出过：“瞽史、工史应当是指西周时期与乐有关的一部分史官的称呼。这一部分史官利用乐律👨‍👧，或以听风，或以记事，或以礼神👩🏼‍🦲。”[19]在此基础上👱🏽‍♀️，我们现在还可以见出更显瞽史独特价值的职能内容🧬。

瞽史在大行人事务领域，通过“谕书名、听声音”🦆，在语言文字☔️、诗乐音声方面通联各地域，这只是其独特复合素质的基本运用。在周代的学术🥠、文典领域，瞽史还有其独特的职守内容🧝，亦即《诗》👋、《世》之学😦。

在《周礼》中，“诗”、“世”、“帝系”三事相并立，一同归属瞽矇主掌🤦🏿‍♀️，已显其相联系而可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领域。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↗️、《大戴礼记》记瞽史、工史之事也以主事“诗”“世”最为显明⛪️。《大戴礼记·卫将军文子》载子贡言曰🧙‍♀️：“吾闻夫子之施教也👳🏿‍♀️🧑‍🦰，先以《诗》🐦‍⬛、《世》🫲🏽🦵🏼。”（《世》可包括“帝系”，韦昭注：“世，谓先王之世系也。”）《诗》🔎、《世》之学是孔子施教的起点内容，在知识类型以及文化层级上必有一致特点，可以一同构成周人文化素质的共识基础🗻。

《诗经》可以兴、观💘、群🪀、怨，多识草木鸟兽之名🧑‍⚕️，培养事君父的伦理品格（见《论语·阳货》），而《世》则起到灌输历史基本常识以及史鉴认识的作用，皆为个体社会化所必备之基本素质。《国语·楚语上》载申叔时列举教育王室子弟的典籍门类🐭，依次是《春秋》、《世》🏇🏻、《诗》🛋🟠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令》🏦、《语》、《故志》、《训典》九种🫸🏼，其中《诗》🖐🏼、《世》相接同居前列😂：

“教之《世》，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，以休惧其动；教之《诗》，而为之导广显德，以耀明其志。”

在所述九学的施教特点上🧒🏻，《诗》、《世》同有“昭明德”☂️、“导广显德”之功💛，但是一为“休惧其动”切实于行🧕🏿，一为“耀明其志”畅达于心，《诗》💇🏿、《世》之学既具共性亦有相辅相成的组合作用。

“诗”、“世（帝系）”组合不无史官之学的特征☮️👨🏻‍🔬。清华简新见的篇章里面🕺🏽🏑，也可见歌诗作品与“世”学资料的共处。与前述清华简涉及诗歌类资料的《耆夜》👉🌵、《周公之琴舞》👩🏽‍🦳、《芮良夫毖》同出的，还有《世》学类文献《楚居》篇[20]。在清华简第一辑9篇中，整理者已注意到《楚居》是较为特殊的一篇，在内容上“与《世本》之《居篇》很相类”[21]🏊🏿。《世本》是先秦《世》学文献见存于汉世者🥎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：“《世本》十五篇🕚🤚，古史官记黄帝以来迄春秋时诸侯大夫🧑🏻‍🦼‍➡️。”其书已佚，后世辑本可见《帝系》🪲🤚🏽、《王侯》🥛、《卿大夫》、《纪》、《世家》👱🏻‍♂️、《传》⚂、《氏姓》🕸🧎🏻‍♀️、《居》🧔🏼‍♀️、《作》和《谥法》十篇🏋🏻‍♀️。

不过🌵，《诗》1️⃣𓀓、《世》组合在史官之学中又自具特殊性。清华简表征了“诗”🙉、“书”🏝、“世”的文献共存形态🩱，而《周礼》并称“诗”、“世”（帝系）为讽诵之事，则该组合既具书史文献形态🛺，而又倚重“讽诵”的口头表现方式。这也反映出瞽史的特殊才能。相比于但掌文字书记的一般史官🤺，瞽史可以将书面文典即时诉诸口头讽诵，以适用于实际的具体政事🌌。《国语·楚语上》载国君：“临事有瞽史之导🙏，宴居有师工之诵🏣；史不失书🎿，矇不失诵。”相比于一般师工👜、史🥊🍦、矇，瞽史的“临事之导”要求其能力更综合、更灵活，尤须兼备文书记忆与讽诵应事之才。

孔子论“诵三百”应切合实用👻，以具“达政”🈁、“专对”之才（见《论语·子路》篇），这正是“瞽史诵诗”以备“临事之导”的《诗》学实用模式👞。据此似可推想🏥，《诗经》在春秋时代的广泛实用⛲️🍃，其中应有瞽史《诗》学的影响👃🚖，或者早期诗教本有瞽史参与👨🏼‍🔧。《礼记·内则》：“十有三年🍣，学乐诵诗。”瞽史以“谕书名、听声音”之才🙍🏼‍♀️，在早期的诗乐综合素质教育中，亦可发挥有效作用。

综上所述，如果从史官文化来看🫣，瞽史类型史官的存在🧛🏼‍♂️，显示在发挥实用功能方面，周代史官类型有着极大的丰富与拓展。更重要的是，从《诗经》的形成与传述层面来看，瞽史《诗》𓀔🍼、《世》之学有利于《诗经》在史官文化层面🫲🏽，向着更为系统规范的专门之学🧑🏼‍🦳、经典化方向发展起来；而瞽史“诵诗”以“临事”，对春秋时期称引诗句以说理议事，极力发展《诗经》的语用诗义之学，也必将有着直接、颇具深度的影响力。

【结语】

《诗经》作为乐章可以施用于礼典💁‍♀️，乐人的诗乐活动涉及《诗经》。因为这些原因🦡，乐官对于《诗经》形成与传播所发挥的作用，很容易受到人们的过高估计。而实际乐人的诗乐技术服务取向，以及乐人自身条件与能力的特点，都使之在后期活跃的《诗经》传习活动中，无法起到稳定👩‍👧‍👧、主导性的核心作用🙋🏽‍♂️。清华简有关歌诗篇目的新发现，将促使我们稍为转移研究视线，周代史官文化的《诗经》学研究价值🔹，有可能因此得到更多的关注。尽管先前刘师培[22]、顾颉刚[23]等学者，也曾触及过这方面的问题🏂🏿，但在拥有更优越研究条件的当下🧑🏽‍🦳🙋，我们还可再作新的研究𓀔。故此，笔者不揣谫陋撰成此文，谨就正于方家学者。

本文原载《中国诗歌研究》第十一辑😧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，2015年👷🏻‍♀️。

本文收稿日期為2015年11月23日。

本文發佈日期為2015年11月24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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