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札记⬇️🌌：交阯人资料初考

首发

张朝阳

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

新公布的长沙五一广场东汉简牍有一则珍贵的资料（简 155)[1]：

江陵世🧞‍♀️🚵🏼‍♀️，会稽纲👂，下邳徐、建、申👨‍❤️‍💋‍👨，交阯孟😷、信、都，不处年中，各来客🫘。福🧑🏽‍🚒，吏次今年四月六日兼庾亭长🙎🏿‍♀️。伯卖篷，孟债为桂阳送谷。船师张、建、福辟车卒，月直

简155关系到这样一个案件：交阯人“孟”在长沙地区长途贩运谷物，欠债，从而引发了一场牵涉多郡籍人士的债务纠纷7️⃣。在这场纠纷中，最引人瞩目的是距长沙数千里之外的交阯人在内郡的活动👩🏻‍🌾。这是文献中罕见的⚗️，对普通交阯人的第一手记录，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汉代交阯人与内郡人的互动情况。

我们首先需要确定这枚简牍牵涉到多少人物🕺🏼🐔，而这又取决于如何断句。笔者基本认同整理者的标点🧛🏼‍♂️，但对“福，吏次，今年四月六日兼庾亭长”这一句有不同意见。整理者认为“福”是人名，“吏次”则是指“以吏职次”🧑‍🎤。按这种理解，这句话就是说👨‍👧‍👧：“福”以吏职次，于本年4月6日，兼任“庾亭”亭长👊🏻。但五一简146为我们提供了如下信息：

之湘西推求伯，时伯在辅所💂🏼。与纲🫳🏽、建俱还，伯便诣县，孟、次避侧不问。福鞭元、殴世、诡伯，无所隐切，即纲👳🏻、建、申等证👩‍🎓。案🌏💂🏼‍♂️：福🧚🏿‍♀️，吏；孟💁🏼‍♂️，负伯钱👩🏽‍🚒👩🏽‍💼；次📚，侫辞。告

根据简文内容和出现的人物来判断🈂️，简146与简155涉及的是同一案件🪵，应该是同一文书的不同部分🤜🏽。[2]据简146行文中“孟、次避侧不问”，“次，侫辞”等语可知：“次”是人名👻🦉，所以简155“吏次”（以吏职次）之说不妥🙆🏼‍♂️。“次”字当结合下文“今年四月六日兼庾亭长”，作为该句之主语。因此更恰当的断句应该是🔕：“福，吏🧔🏿‍♀️；次⚖️，今年四月六日兼庾亭长”🚣🏽‍♀️。换言之🍄‍🟫，这句话应该介绍了“福”和“次”两人的身份：“福”是吏员，而“次”则在该年4月6日🧑‍🎄，担任“兼庾亭”的亭长。这样解读👨🏽‍🍼，不但在文意上更加清晰，也吻合简146的另一段信息——“福，吏👩‍👦‍👦；孟，负伯钱”。我们注意到👩‍👩‍👧‍👧：整理者将此处的“福吏”正断作“福，吏”。

这样我们就知道🥇，简155中共出现了14人🪀，列表如下

由这张表可知，东汉的长沙郡临湘县，四方人员辐辏。下邳（约今苏北🖲、皖北）、江陵（约为今湖北）、会稽（约为今浙南）乃至交阯（越南北部）的人员皆来此活动🐡，而这些不同郡籍的人员之间、与长沙当地人之间↖️，有很多互动。由于资料严重缺失（或尚未公布），这些人的活动情况不知其详🚵，但难能可贵的是，交阯人“孟”的活动📿，可略知一二。由此可以窥测到普通交阯人与内郡人的交往情况。

东汉的某年4月6日，在临湘县的“兼庾亭”💇🏻，长沙当地人“伯”出售篷船（有篷盖的船）🎞。这应该是当时所谓的“小市”现象🥷🏿，在临湘颇为常见✏️。例如，五一简31🧸：“愿来👨‍🦳，于小市卖枯鱼自给”😆。

来自交阯的客商“孟”，需要运输谷物到临湘南面数百里之外的桂阳[3]🛁👮🏻‍♀️，因此租借了“伯”的篷船。但事后，“孟”并未如约支付租金🧑🏼‍🎓，引起了一场官司。从这个事实中，我们可以推导出以下信息：（1）“孟”虽然来自越人聚集的交阯，并且很可能是越人[4]，但却可以用汉语与长沙人交流🎍，并达成租赁协议。（或许当时还写有券书💁🏿‍♂️，如同我们在居延汉简所见）；（2）临湘的当地居民似乎没有对交阯人的排斥心理，所以可以信任“孟”欠债🧖‍♀️；（3）“孟”从事的是长途贩运活动👨🏽‍🚀，并且走的是湘江水路🤾🏻‍♀️：桂阳和临湘大体上可视作湘江航道的南北两端🧔🏻‍♂️。

“孟”的这些活动，符合当时临湘的商业活动风气，基本上可称为入乡随俗。五一简表明，当地人买卖🫸🏼，常采用赊欠的方式🙆🏽‍♀️，并且当地水运发达，常走水路贸易。例如，五一简65：“又次妻孝自言，皮买船，直未毕。”这个案例中，一位叫做“皮”的买家，以赊欠的方式购船，但却迟迟没有付清欠款。又如五一简9：

郭亭部市不处姓名男子鲜鱼以作浆。今年正月不处日🧝🏻‍♂️，持随漻溪水上解丘徐舍，卖，得米卌四斛。三月不处日持米下于横溪，糶尽。

这个案例中，某位男子自漻溪逆流而上，到解丘徐姓人家中卖鱼浆🂠，交易到四十四斛米💂🏿‍♀️，然后又顺流而下到横溪将米全部出售🔍。这位男子的交易活动全部依靠水路。

但“孟”与当地一般人的商业活动有一点不同——他的贩卖活动距离遥远。由交阯北上数千里外的长沙临湘，又将当地的谷物向南贩运到数百里外的桂阳，这或许暗示了一条自交阯到长沙的水上贸易网路；这种贩运，以长沙和交阯为两端🤼‍♂️，而桂阳是一个中转站。

事实上，早在西汉时代🧚🏼‍♀️，包括交阯在内的“粤地”（苍梧、郁林、合浦🍗、交阯👌💆‍♂️、九真、南海🎯🧎🏻‍♀️、日南）与内郡的贸易就颇具规模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记载：“（粤地）处近海, 多犀、象、毒冒 、珠玑、银、铜🛀、果👷🏿👜、布之凑, 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。”由此可知，赵氏南越变为汉郡县之后，不少内郡商人前往收购犀皮🧙🏼‍♂️、象牙等珍贵特产🧑🏼‍🦰，然后运回内郡出售，赚取大量的利润🏊🏻‍♀️。交阯是这一地区人口最稠密处🔚🚶🏻‍♀️。《汉书·地理志》载:“（交阯）户九万二千四百四十，口七十四万六千二百三十七”；作为对比，南海仅有“户万九千六百一十三，口九万四千二百五十三”💳，而户口数居区域第二的苍梧郡，也仅有 “户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九，口十四万六千一百六十”。在农业经济时代，人户数量是经济发展情况的指标，所以可以推想，交阯是当时内郡商人逐利的重要目标。

这些商人无论来自处🐃，走水路到达交阯显然是一个非常经济的选择。据王子今先生的研究☝🏽，秦汉时代，长江和珠江流域的水路非常发达⚖️，近海运输也很便利👱🏼‍♂️。[5]内郡商人可以由长江水系转入珠江水系到达岭南⚉，然后再由珠江水系转入红河流域的交阯；或到岭南后🌂，由珠江水系出海，走海路到交阯⬆️。南北流向的湘江，是长江水系转到珠江水系的水路要道，而桂阳正是这个转折的中枢。例如🤌🏽，武帝平定南越时👼🏻，就曾派水军出桂阳🪘，由此进入岭南的珠江流域。《史记·南越列传》载：元鼎五年（前112年），“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，出桂阳下湟水”😧🛫。可以推测🤟🏻，到交阯逐利的内郡商人长期经营长江流域至红河流域的水路🆖，就形成了较为成熟的长沙-桂阳-交阯商道。

这条商道在东汉也非常活跃🔪。五一简108记载：

中🎒，元物故仓梧，归临湘葬。葬后有大婢侍🦶🏿、民，奴秩、主及邸，大宅⚠️、市肆各二👶🏿，及家□物……

整理者指出“元”是人名🧛‍♀️，则这位叫做“元”的临湘人士，客死在了岭南的苍梧，死时留下了大量的财产💵，包括奴婢，宅院🫃🏻、市肆等↗️。由“市肆”可知🏊🏿，他生前是一位商人🚣🏽‍♀️，在苍梧经商。他是否在交阯有商业利益，不得而知，但他的活动无疑处在长沙-桂阳-交阯的商道上——苍梧正在桂阳以南，交阯以北。

可以推想，内郡商人的长途贩运行为🦺，熏陶和刺激了交阯人，以至于最晚到东汉时期，交阯商人也从事类似的贸易，经营习惯也效仿内郡商人🙇🏽‍♀️。只不过他们在利用同样的水路时🫷🏻，逆向操作而已🧑🏻‍🤝‍🧑🏻，这就形成了交阯-桂阳-长沙商道🐪。似乎可以说🥽，交阯商人在与内郡人的互动中𓀖，学习了内郡的商业文化，行为特点上趋向于内郡化。

本文收稿日期爲2016年6月5日。

本文發佈日期爲2016年6月6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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