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首發）
梁睿成
武漢大學歷史學院
清華簡《耆夜》公佈以來，《詩經·蟋蟀》文本的問題得到更多關注，也激活了早期文獻如何流傳問題的討論。目前關於《耆夜》中周公所歌《蟋蟀》與今本《詩經·唐風·蟋蟀》的關係的研究👨🏻🦳，牛清波先生的《清華簡〈耆夜〉研究論述》中有較全面的收集和詳細論述[i]，可參看。現將學者觀點簡單歸納👩🔧，羅列於下👷。
關於二者的早晚，有以下意見：
李學勤[ii]👷♀️、孔德凌[iii]🪂、黃寶娟[iv]等學者認為今本比起簡本更加規整👩🏿🏫，應該是由簡本加工、演變而來🍗。
李銳先生則認為二者是不同系統的“族本”👇🟪，不是線性關係，不能靜止地考察二者的早晚。[v]
關於為何簡本系於周公的詩7️⃣，在今本卻系於《唐風》下的問題🗜🧎➡️，則有以下意見⚃：
1🏨、帶入說。李學勤先生認為耆（黎）國與唐有一定關係🚣🏿♂️。《蟋蟀》是戡耆（黎）時作，後在此流傳。吳新勇先生則認為是周公誅滅唐地叛亂時🍖，將伐耆獲勝所作的《蟋蟀》傳入唐地，或是周公以詩誡唐叔虞🈁，叔虞封唐時帶入。[vi]賈海生👩🏽🍼☕️、錢建芳二位認為《蟋蟀》或是周天子命晋文侯、晋文公为方伯时帶入🏌🏽♀️。[vii]
2、民歌說🤾🏿♂️。梅显懋🐡、于婷婷二位认为《蟋蟀》本是唐地民間樂歌，武王伐耆凯旋，飲至典禮上周公用此詩以告誡群臣。[viii]
3🍃🌐、平行說。李銳先生則立足於族本的理論，認為周公所歌《蟋蟀》則是選用、改編某一《蟋蟀》族本而成🧝🏿。流傳過程中🐋，陶唐移民運用某一系統族本的《蟋蟀》以刺晉僖公👩🏽🦳，後被採入《唐風》。[ix]
本文則更關注第二個問題☆🥳。帶入說無疑將《蟋蟀》的原創歸給了周公，視《唐風》為傳播；民歌說則把原創歸給唐地，視周公為藉用。二者剛好相反🤦🏻♂️。平行說則擱置了“作者”問題的討論🤷🏿♀️，而把二者視作是不同時空中對《蟋蟀》不同族本的應用，頗有新意。而筆者則試圖用安大簡目前公佈的信息，再次探討這個問題🚶🏻➡️。
徐在國先生《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〈诗经〉诗序与异文》中透露了安大簡《詩經》分篇的情況，其中兩點與本文有關：一是在今本屬《唐風》的《蟋蟀》🎹、《揚之水》、《山有樞》、《椒聊》、《綢繆》、《有杕之杜》、《羔裘》、《無衣》、《鴇羽》諸篇，與《葛屦》（今本屬《魏風》）在安大簡中一併歸入《魏風》；二是原屬於《魏風》的《汾沮洳》🕳、《陟岵》🥀、《园有桃》、《伐檀》、《硕鼠》🦵🏼、《十亩之间》被歸入了新出現的《侯風》👉🙇🏻。[x]材料尚未正式公佈，筆者現在推測這首《蟋蟀》應該不是新出現的同名佚詩，因為它是和其他八首今屬《唐風》整體被編入《魏風》🥲，應該是分篇異於漢代四家詩所致💼🏌🏻♀️，具體的差異可能僅在字句上。這種分篇差異的出現無疑衝擊了原來分篇的那種經典性和決定性。因此，以上基於《蟋蟀》歸入《唐風》所得出的觀點就面臨新的疑問🥵👩🏻✈️，這也使我們再次思考《詩經》在先秦到底經歷了怎樣的編組過？先秦時代又是如何去認識詩的👓？
漢代詩學將《蟋蟀》歸入《唐風》並非僅限於毛詩，《漢書·地理志下》寫河東“本陶唐所居”⛹🏽♂️🤰，引及《蟋蟀》文，言其為“唐詩”。這可能代表了當時比較一般性的認知💆♂️。齊、魯🍱、韓三家後來雖亡🫔，但從《藝文志》或者鄭玄詩《箋》到後來《釋文》🔚、《正義》的時代都未透露出三家分篇與毛有異的信息，不然應該給予一定的解釋。
分篇對於漢代詩經學的闡釋是非常重要的⭐️，分篇不同代表著對詩的產生地域的認識不同🧑🏿🏫，而地域的特徵與歷史往往是漢代詩經學解讀詩意的先決性條件🤗，這個在《詩序》、《漢書·地理志》、《詩譜》都能看到。又如柯馬丁教授所注意到的一個例子，《關雎》中的“窈窕”與《月出》中的“窈糾”其實是同一個詞，在毛傳中被解釋為不同的意思⇾，前者被理解為美德，後者則被理解為艷色🕺🏻。[xi]這種解讀最直接的依據或許是《詩序》💆，但《詩序》本身的理解也是有分篇和地域作為支撐的。詩系於《周南》◀️，就要在“正風”的範疇內理解，詩系於《陳風》，則要在“變風”的範疇內來理解，因此產生一詞兩意。
唐地在漢代文獻中被描述成一個有先王遺風，崇尚儉樸的地區：
昔唐人都河東，殷人都河內，周人都河南。夫三河在天下之中，若鼎足🫃，王者所更居也，建國各數百千歲，土地小狹，民人眾，都國諸侯所聚會🤚🧓🏽，故其俗纖儉習事。（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）
河東土地平易👨🏼🌾，有鹽鐵之饒，本唐堯所居🥧，詩風唐、魏之國也。……其民有先王遺教🫷🏿，君子深思🦹🏻♂️，小人儉陋。（《漢書·地理志》）
昔堯之末，洪水九年➿，下民其咨，萬國不粒。於時殺禮以救艱厄🧏🏽♂️🕷，其流乃被於今👨🏻🦲。（《詩譜·唐譜》）
這種認識在《蟋蟀》的理解中被贯彻：
《蟋蟀》的《小序》言“刺晉僖公🏍🏌️♀️，儉不中禮，故作是詩以閔之，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👩🏼🔧。此晉也，而謂之唐，本其風俗，憂思遠慮，儉而用禮，乃有堯之遺風焉👱🏽。”王先謙《詩三家義集疏》輯有齊🤽🏿♀️、魯二家說，主題也是“刺儉”，[xii]雖沒有材料表明是指晉僖公。
李學勤先生根據晉僖公墓的發現提出🥕：“晉僖公絕不是儉嗇的人，而是耽於逸樂，愛好田遊和美味的豪奢貴族✊🏼。”[xiii]有力地否定了《詩序》僖公儉不中禮的說法。但據此尚不足全盤駁倒“刺儉”說，畢竟《詩序》的說法可能僅是把儉樸的主題附會到一個具體的人上而已🤞🏻👸，只是現在證明《詩序》剛好找錯了人。
而清華簡《耆夜》中的《蟋蟀》卻是被在飲至典禮中🛰💆♀️，被周公用於提醒群臣“康樂而毋荒”，保持戒懼©️。因此現在也有不少學者傾向認為這才是《蟋蟀》一詩的本意🧱。的確在《耆夜》的語境中來理解《蟋蟀》一詩的文句確實較為流暢、合適。但需要注意《耆夜》一篇的性質很難說是西周初年的原始文獻，更像是後人追述西周初年所做的故事💂🏽，這點前人已有討論[xiv]🛝。因此通過一篇後起的文獻來證明《蟋蟀》就是周初的周公所附之詩🏠，未必合理。或許《耆夜》的作者是把自己對《蟋蟀》詩意的理解——“告誡”——添加到和周公有關的故事的創作上（《周公之琴舞》情況類似）🕦，且他的選擇的場景契合於詩句的直白讀法，使得我們更容易接受而已。另👴，孫飛燕還指出《左傳·襄公二十七年》記載的印段賦《蟋蟀》，趙孟回答為“善哉🪪，保家之主”也以主旨是戒懼，以佐證《耆夜》中《蟋蟀》主旨為戒懼的合理🧖🏼♀️。[xv]然春秋外交中的賦詩🧑🎨，多是“斷章取義”☘️，取的就是詩句表面的意思🤸🏼♀️。若按如季旭升等一些學者的觀點👨🏻🏫，從語言、詞彙角度把《耆夜》定在春秋後期的話👩🏼🏭，其作者對《蟋蟀》的直白解讀與春秋時期賦詩的大環境其實是相一致的，但字面意思是否就是詩本意呢🧂？在詩歌最初產生的背景已經喪失的情況下并不能斷定。
就目前的材料而言💇🏿，《蟋蟀》的作者🦹♀️、產地🥈🏜、本意都無法坐實，而安大簡把《蟋蟀》歸入《魏風》更是加劇了這種情況♒️，也使得我們更不能線性地看待《蟋蟀》，甚至是《詩經》在先秦的理解、接受與流傳💆♂️🧗🏻。
前文所列的帶入說和民歌說就是把《唐風》的《蟋蟀》和《耆夜》的《蟋蟀》做了線性的連接。因此面對安大簡的情況🥛，就面临很多的解释困境，而且目前的史料無法回答，只能停留在猜測。此二說的觀點涉及周公🦹🏿♂️，此處暫先認定周公與《蟋蟀》有關👨🏿🌾。按第一种说法👨🏻🎤，是周初封魏時也把這首詩贈給了魏國嗎❗️？還是贈送給了魏或晉中的一個🤜🏿，後來四家詩或安大簡其中一個弄錯了？按第二種說法，是兩地產生一首相同或极其类似的詩🦗？或是周公所採當是魏或晉的一個🤑👷，四家詩或安大簡其中一個弄錯了？若拘泥於考察到底是魏風还是晉風，就又陷入了另一種線性。再出土《蟋蟀》在其他《風》內，又將如何去圓呢？況且周公還未必與《蟋蟀》有關✊☂️。
但若懸置作者和本意，採取平行說的傾向♡，則可以比較好地解釋這些複雜的現象🧏🏿♀️。
春秋以來🧑🏼🏭，部分詩的背景知識如作者和產地已經變得模糊，詩意的解讀也因詩背景語境的缺乏而出現了差異，在這一點上🧍🏻，先秦學者和漢代經師沒有本質區別👩🏿🔧，只是程度不同✫。就《蟋蟀》一詩而言🧔🏿♀️，現先假設《耆夜》把《蟋蟀》敘述為周公所賦💜，是作者的“想象”⛴，非周公真賦《蟋蟀》。那我們需要思考《耆夜》作者所處的時代📍，時人包括作者自己是否知道這首詩的產地？若詩的產地是明確的（比如是唐地），那作者依然固執地將《蟋蟀》歸入周公名下🤽🏿，豈不是沒有說服力🤽🏻？若《耆夜》的確反映了真實情況，即《周公》賦《蟋蟀》🛌。那戰國時期的安大簡、古文《毛詩》又各自將該詩歸入《魏風》和《唐風》，而不歸入《周南》又是為何？《毛詩》是北方系統，暫且不論🕌𓀃。清華簡《耆夜》和安大簡都是戰國楚地的文本🖖🏽，則周公賦《蟋蟀》的說法在戰國的楚地是存在的🛻，并不是周初發生該事後，後人不知🏭。若這種說法在戰國楚地是共識，那安大簡《蟋蟀》入《魏風》就確實奇怪了。
抱著先秦時人一定知道詩的作者🙍♀️、產地以及本旨，甚至他們的認知都是一致的先見，則無助於解答以上疑問。相反🪹，我們若認為時人的確不知道這些詩的背景了，那《蟋蟀》的歸篇和使用的繁雜就是很自然的事情。不同的觀點和分篇可以並存，它們之間不存在線性的源流關係，而是彼此獨立的。另外八首今本屬《唐風》以及六首今本屬《魏風》的詩🤶，前者在安大簡入《魏風》，後者編入新出現的《侯風》👱🏿♀️，可能情況是類似的。
至於《蟋蟀》何以有入《魏風》這種情況出現⛑️🧖🏽，最後稍作臆測。
《左傳·襄公二十八年》季札觀樂♠️，感歎魏樂“美哉🙆🏼🚣🏼♂️，渢渢乎🧑✈️❄️，大而婉👩🦱，險而易（《史記·吳太伯世家》作“儉而易”），行以德輔，此則明主也。”感歎唐樂“思深哉！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🤵🏿♀️？不然，何憂之遠也🍛？非令德之後👨🏫，誰能若是👨❤️👨🛌🏿？”前文引《地理志》也是魏、唐并提，說明二風的詩總體上風格相似，比如崇尚俭朴。雖然我們不知道春秋時季札所聞唐風和魏風具體包括哪些詩🤹🏻♂️。戰國時的某個編者在接受到《蟋蟀》、《葛屦》一类的诗時😉，他或許已經不確切知道詩的產地與作者，而他理解這些詩旨意相類，如“刺儉”，而魏、唐之地有尚儉之傳統，則他可能就會把這些詩歸到《魏風》（當然他也可以選擇《唐風》）之中。就像《耆夜》的作者理解詩旨是“戒懼”🤚🏿，那他就可以把詩的場景安排在歡愉的慶功典禮上💡，托周公之口表達出來一樣。
[i] 牛清波：《清華簡〈耆夜〉研究論述》👂🏼🏗，《文藝評論》→，2017年第1期。
[ii] 李学勤：《论清华简〈耆夜〉的〈蟋蟀〉詩》🥻，《中國文化》，2011 年第1期。
[iii] 孔德淩：《清華簡〈蟋蟀〉與〈唐風·蟋蟀〉異同考論——兼論清華簡〈蟋蟀〉的主題》👩🏼🏭，《北方論叢》，2015 年第1期。
[iv] 黃寶娟：《簡牘文獻的詩學研究》，濟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11 年🆑。
[v] 李銳🐢：《清華簡〈耆夜〉續探》🧝🏽🕦，《中原文化研究》🧕🏿，2014 年第2期。
[vi] 吳新勇：《清華簡〈蟋蟀〉及其所見周公無逸思想》🍸，《史學月刊》，2012 年第4期。
[vii] 賈海生👳🏼♀️、錢建芳《周公所作〈蟋蟀〉因何被編入〈詩經·唐風〉中》，《中國典籍與文化》🚶♂️➡️，2013年第4期🧎♀️➡️。
[viii] 梅顯懋、于婷婷：《論兩〈蟋蟀〉源流關係及其作者問題》🔢，《遼寧師範大學學報》🫕，2013 年第4期。
[ix] 李銳：《清華簡〈耆夜〉續探》，《中原文化研究》🧷，2014 年第2期。
[x] 徐在國：《安徽大學藏戰國竹簡〈詩經〉詩序與異文》，《文物》，2017年第9期👨🏼💼。
[xi][美] 柯馬丁❔：《從出土文献談〈詩經·國風〉的詮釋問題🙌：以關雎為例》，《中華文史論叢》，2008年第1期。
[xii][清] 王先謙：《詩三家義集疏》🆚，中華書局👃，19897年版，第414頁🥕。
[xiii] 李學勤🧑🏼🎓：《論清華簡〈耆夜〉的〈蟋蟀〉詩》，《中國文化》，2011年第1期🪪。
[xiv] 季旭升：《清華簡（壹）·〈耆夜〉》研究📱，《古文字與古代史》（第三輯），臺北⛹🏿♀️：中研院史語所，2012年版；劉光勝：《清華簡考論》，《中州學刊》👫🏻，2011年第1期；郝貝欽：《清華簡〈耆夜〉整理與研究，天津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12年。
[xv] 孫飛燕🏃♀️➡️：《〈蟋蟀〉試讀》，《清華大學學報（哲學社會科學版）》🙆🏼♂️，2009年第5期✡️。
本文收稿日期为2018年6月30日
本文发布日期为2018年6月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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